摘要:天缺,画家、诗人,翻译家。191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今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7岁。丁先生1935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承著名油画家吴大羽先生,与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同学,和蔡元培家族以及诸多民国名人均有交往。1949年以后,坎坷蹭蹬,前后蒙冤近三十年。 本文摘登丁先生生前写就的自传《顾镜遗梦》部分章节,从一个侧面反映烽火年代的艺校生活。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林风眠半夜出走

1938年初,接到教育部命令,国立杭州艺专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专,正式迁校湖南湘西之沅陵,校址在沅江北岸的老鸦溪,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制,以林风眠为主任委员,北平艺专的校长赵太侔及其西画系主任常书鸿为副委员。不日即由水路进发,穿过洞庭湖,先到常德,在常德逗留了十多天,取齐了换乘汽车,直达沅陵。

当我们到沅陵时,北平艺专的师生已先到了,他们真可怜得要命,全校只有十多名教职员工,学生还不到三十名,校产几乎等于零。跟杭州艺专来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那时候,抗日的烽火正愈烧愈旺,全校师生都热情地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当我到达沅陵的时候,先遣人员早就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合力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没几天,就拉开了宣传画展,展品中最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王子云先生创作的雕塑群像,他扎了两个稻草人,装上两个泥塑头像,穿上黄色的军装,一个四脚朝天地仰卧在地上,代表日本皇军,另一个穿上国军的军装,一脚踏上倒地的日本鬼子,举起一枝木制步枪,刺向日军的胸膛。从意义上讲,确实具有抗日的宣传作用,但从艺术上讲,还远不如做荞麦糖人的艺术修养。回想到他在法国留学时,登在法国出版的《艺术家大辞典》上那幅《杭州雨景》来,真叫人啼笑皆非。其次是常书鸿先生画的那幅林森像(油画),他把林主席飘逸的胡子,画成一根根蜷曲的白萝卜须。仅此一点,就叫人要作三日呕,但回想起他在第二次全国美展上展出的那幅众口交赞、在法国留学时画的《蛋》来,同样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吴大羽先生在美展上看到这幅《蛋》后,曾对同学们说过:“这幅画,画得不错。”还准备请他来校上课呢!

但不到两星期,学校便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主任委员林风眠半夜出走了,留下一纸便条,已逃往桃源避难去了。第二天一早,这意外的消息便传遍全校,邱玺带头号召好多同学,了解个中原因,商讨应付对策。

林先生为啥出走呢?主要是北平艺专的部分主要老师常书鸿、李有行、王临乙、庞熏琹等人,伙同杭州艺专的部分主要老师刘开渠、雷圭元、王子云、李朴园等,联名要求风眠先生辞职离校而引起的。但李有行、王临乙、刘开渠、雷圭元、王子云、李朴园等人,都是林风眠创办杭州国立艺术院时,从北平带来杭州的干将,在杭州又力图加以培养的亲信。缘此,同学们格外感到义愤填膺,将这八位逼迫林先生离校的人,斥之为“八凶”。

杭州艺专原教务长林文铮先生,那时和黄纪兴先生同住在对江的民居里,大家认为面对这一严重的问题,有必要请他咨商才行。由于我每天去黄先生家学法文,要我把这一消息传递过去。铮师闻讯之下,顿时义愤难扼,主张首先派代表去桃源将风眠先生请回主持校务,同时请“八凶”讲清道理。

第二天一早,就在校门前的院子里摆下讲理的阵容,同学们在院子里围成一圈,正中靠墙摆上了一张课桌,两条长板凳,然后分批去请所谓“八凶”到场,谁知道这消息竟泄露了,除李朴园一人抓到外,其余的人都已逃出了家门。

李朴园先生被几个同学推拉着登场了,同学们齐声高喝:“打倒忘恩负义的李朴园!”李朴园是个聪明人,看这形势怕会吃眼前亏,于是老实地走到那张课桌前,站住,举起双手,并大声说:“同学们,请息怒,一切罪过我都承认。要说要骂都接受,要我跪下也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别打!”

“跪下!”同学们齐声吆喝着。

李先生双膝应声落地,低下头,一声不哼。

“他既认错了,放他回去吧!”同学中有人喊着。

“回去吧,回去后可别再搞鬼,免得吃苦头!”李先生如获大赦,抱头鼠窜跑回家了。于是同学们推举了四位同学去桃源迎接风眠先生,一面过江去质询副校务主任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

赵太侔住在对江市里的一栋可说是豪华的小洋房里,据说他是当时全国有名的戏剧家。

我们虽然到沅陵已有两个来星期,但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他好像是局外人一样,一问三不知,把所有的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要求同学平静下来,维持学校的现状,有问题,以后好慢慢讲,并答应立刻向教育部请示……

两天后,二位同学从桃源回来,讲述了请林先生回校的过程。说林先生最初不愿回校,经再三恳谈,最后才同意了,定于两天后由另二位同学伴随回到沅陵。

同学们听到风眠先生回校的消息,一时都高兴得发了疯似的,筹划用二丈多长的白竹布写成欢迎的横幅,由吴藏石、洪应镳二人扛着,他俩还特地在服装店里赶制了一套白底蓝条的西裤,显得格外耀眼。那天下午二时左右,就集队来到车站前的停车广场,文铮先生也亲自参加,由老大哥邱玺主持,敲锣打鼓地举行了欢迎仪式。

风眠先生回校了,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也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从沅陵到贵阳

学校开始上课了,独不见吴大羽先生。听说吴先生已先去昆明了,他隐居在昆明小东门城下22号。据说风眠先生以大羽师擅自离校,先去昆明,为了严肃校纪,予以解聘。一时间同学们都感到惊奇,议论纷纷,认为风眠先生和羽师在法留学时便是好朋友,国立艺术院创办之始,羽师和文铮先生两人曾携手相助,协力创建这全国第一所高级艺术学府。尤其当学校偶因资金不足,周转不灵,教职员工资发不出时,都曾向吴师母家借贷周转,共渡难关。可为什么正当这兵荒马乱之际,竟因此小事而首开杀戒呢?一般认为羽师在校时威信特高,风眠先生自惭形秽,遂借此藉口拔去眼中钉而已。

可是曾几何时,教育部突然于6月下达命令,废校务委员制,恢复校长制,委派滕固先生为校长,来沅陵莅新。这位滕校长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宝山县人,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国立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教授,著有美术史论,在抗日前颇具名声呢。

滕校长为人正直朴质,热心于艺术教育工作,为人处世,宽宏大度,颇有学者之风,只是他的莅校,是受制国民党CC派大头目陈立夫和张道藩的控制,必须将蔡元培先生体系的教职员予以全面清洗为前提。这样,原杭州艺专的教授林文铮、蔡威廉、黄纪兴、李树化、张光等人就理所当然地革职离校,为了平衡两校师生对峙的气氛,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和教务主任李有行也同时免职,以示公正。而学校在相对的政治压力下,一时安然平静,开始上课。

至于我,本着勤学苦练的意识,投身于大艺术家的酣梦,课余时便背着画箱,伴着阿唐去后山画风景,或者在教室里帮助她画自画像。不过阿唐在当时的女生中,已显得活跃起来,成为“四大金刚”之一。尤其使我格格不入的是有一伙人整天说着一种令人不解的语言,他们用两个音拼成一个字的语言来说话,说得叽叽喳喳,弄得听的人如入异国蛮荒之境,以此逗人玩乐,他们也曾教我学,但我这村小子实在太笨,学不来,反而觉得这种玩意儿太无聊,太没价值,远不如学好一国外语来得既容易而有意义,于是我和阿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在沅陵这段日子里,还有几桩小事使我终身难忘:

一、当我初到沅陵时,已身无分文。对江县农业合作社的社长,是我父亲一手培养的农村子弟,缘此,生活上得到了很多支持,而真正有意思的是那位房东大财主。他非常看重我,乐意借我一具50CM2的大镜子。这对我来说确实非常重要。从此,一连几个钟头,每天晚上坐在床头,用钢笔点画一幅30CM的自画像。有的皱眉头,有的挤眼睛,有的披下长发模拟耶稣的形象,希望自己成为伦勃朗第二。

二、曾和文铮师一家偕同纪兴师一家远游酉江险滩。那天还有阿唐和老牛(刘鸿逵),老牛是纪兴师称作三剑客之一的达尔大尼央,我们坐小船在激流湍滩中畅游,惊险和欢乐地玩了一整天,可说是我一生中难得放松的假日。

三、我每天将天亮时,便到江边去读书,然后回到厨房用早餐,而厨房里的一位老师傅待我特好,他总特地为我留一份早餐。有一次当我走进厨房时,他一手一盏碗,迎面交给我,可我意识上老认为碗底里留有洗碗的水渍,接过碗就顺势一撒,没想到这位好心的师傅,却给我特意留下一小撮榨菜,竟糊里糊涂把它撒了一地,真弄得万分尴尬,至今犹忐忑在心。

四、有一天清晨,我夹着一本法文的希腊神话,扑在江边一块大石上研读。也许由于我长期每天只睡三小时而过度疲劳,也许由于江边的寒风一时挡不了,竟晕厥了过去。幸亏音乐系的一位女同学郭佩芳来江边洗脸时发觉了,把我抢救了过来(因为音乐系同学都想起早抢在非练琴时间占用钢琴)。我从此活到今天,非常感激她的救命之恩,只要我到北京,一定得去看望她一次,以示感恩之情。

五、有一天晚上,刮起了大风,八点左右,对江的天主堂突然发生了火灾,把整个沅江和夜空照得通红,同学们群集在校门口观望。我一时觉得机会难得,立刻背出画箱,画了一幅一尺见方的小油画,后来黄纪兴先生认为很有纪念意义,把它送给了天主堂的嬷嬷。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目前。

六、在这时期,我有幸结识了庞熏琹教授。庞先生的夫人丘堤先生也同样热情好客,每当我走进他家的时候,丘堤先生总在厨下做起非常可口的江南点心,在此抗日烽火逃难的日子里,真是难能可贵。当时我把我的作业请庞先生指导,他认为我的铅笔单线速写有极高成就,并为我挑选了二十四张,计划为我联系出版。可惜国难流亡之中,未得如愿。而这几幅速写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美展中,得到了好评。后来在昆明时他并为我介绍向闻家驷教授学习法文,我对此知音之谊,没齿不忘。

11月,长沙在日军未到前,先来一个焦土政策,一夜之间把长沙烧个精光。于是学校忽匆匆从沅陵搬到贵阳。当时学校包租了十多辆卡车,分批撤走,除了先遣队在贵阳安排天主堂和育婴堂为临时校舍外,其余则女生先行。我因方干民先生在贵阳接洽了一巨幅宣传画的工作,滕校长特许我和闵希文乘第一批女生车辆先行,在贵阳为省党部大礼堂画了一幅高丈二的大幅油画。

这幅画主题是指定的,要画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英雄形象。于是我把达维画的拿破仑立马远征图反个身,画成蒋介石跃马指挥东进的图像,费了一个月才算完成。

1939年1月,全校师生先后抵达贵阳,开始上课,但日军的狂轰滥炸,已波及贵阳。2月4日那天下午二时许,大批日机来袭贵阳,为了躲避空袭,我和闵希文背了画箧逃出城去,直上东山,主要原因是东山乃贵阳名胜,没有去过,想一游胜迹,藉以饱览贵阳全景。谁知刚爬上半山,敌机已开始轰炸贵阳市区,一时硝烟弥漫,上冲半天,黄褐色的阴影遮住了整个在燃烧的贵阳。当时我脑子里唯一挂念的是老大哥吴藏石一家。半个小时以后警报解除了,立刻快步奔回市区,幸亏上天保佑,吴藏石全家平安无事,只是他已把箱笼被铺全部搬在院子里,显得一片狼藉。

一个小时后,市区的大火基本扑灭,我和闵希文才穿过炸毁的市区回育婴堂宿舍,市中心已基本夷为平地。一路上还有几处在焦黑的瓦砾堆里冒出缕缕青烟,烧焦的尸体蜷成一团,随处都有,真是惨不忍睹。要是那时面前出现一个日本鬼子,我肯定会把他杀死,甚至碎尸万段。

吴大羽回校不成

当时,学校迫于形势,决定迁校昆明。2月底,全校师生分批安抵,暂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及圆通寺为校舍,筹备上课。初,滕校长拟请常书鸿为教务长,而杭州艺专师生持反对意见,滕校长曾向各方征询,方干民先生以为常先生在沅陵时已遭学生反对,如任教务长,必引起麻烦。建议敦聘吴大羽先生返校任教。但吴先生一生清高自许,不易俯允,最好由学生丁善庠先向吴先生征得同意,然后由滕校长亲自去恭请,方能如愿。而滕校长素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前提,立即与方先生拍板成交,决定请方先生为教务长,嘱我前往吴先生寓所征询可否。

第二天的下午,我即奉命前往小东门城下22号,讲述始末,动员吴先生俯允屈就。吴先生鉴于滕校长如此诚意,为报全校同学切盼之情,当即同意滕校长之请。

那是星期三的早上,我将吴先生已同意应聘之事向滕校长及方先生阐述了始末。滕校长显得非常高兴,说:“大羽先生的应聘,是学校之福。”当即翻翻案头的日历,嘱我先去向吴先生传话,约定星期六下午二时,由我和方先生陪同滕校长亲自登门恭请。于是我抱着一颗喜出望外的童心,兴高采烈地奔羽师寓所约期。

星期六很快到,下午一点我赶到滕校长处,准备陪同方干民先生一同去恭请羽师,滕校长一看到我,立刻先开口:

“啊,今天真不凑巧,吴先生那里不能去了,因为下午临时有极重要事赶办,你先去告诉吴先生一下,约会日期,待另定,好吗?”

当时我完全信以为真,转身就去羽师家,免得他在家空等。

“怎么滕校长没来吗?”羽师见我一个人,他笑着问。

我把滕校长的话如实传达了一遍。

“回学校的事已经吹了。”羽师平淡地笑笑说。

“不可能,滕校长只是因为今天下午有事走不脱身,并明明白白说要另约时间来看吴先生的。”

“你小孩子,不懂,滕校长在此办学,重大的事莫过于请我回校,今天说另有要事,那是推托的借口。”

我一时懵了,离开羽师家,便立刻奔赴滕校长的办公室,想问个究竟。

“吴先生见过了吗?”滕校长笑眯眯地问我。那时,我觉得受了极大的委屈,一肚子气正没有出处,大声斥责滕校长利用我在搞花枪。我的五尺肚肠素来不会打拐,闹得双方下了不台,僵持了好一会。

“善庠,事情搞到这样,我还是把事情的原委跟你说明了吧,希望就此了结。事实上我很希望请吴先生来助我办学的,所以当方先生推举吴先生时,我立刻同意了,我也知道吴先生重道义的性格,所以要你去敦促吴先生来校就教。殊不料前天有些老师对我说吴先生脾气不好,加上你的暴躁性子,二人搞在一起,学校会搞得翻天覆地,不好收场,以我目前的想法,还是乘吴先生没有来校之前暂停进行……”接着,滕校长又说:

“后来我问方先生,吴先生不来,行吗?方先生给我出了个主意,如果到上海去请关良先生,就不成问题,因为关良先生资格还算老,脾气很随和,有百利而无一弊。我在多方考虑之下,遂决定不请吴先生,希望你体谅我办学的苦心。”

滕校长的一段话,使我顿时瘫了下来,一屁股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里,默不作声。我想滕校长是个热情而又老成的学者,他是不至于耍什么政治花招的,尤其他对我分外看重。当我和闵希文、高冠华等六人在昆明举办捐募寒衣的画展时,还由他的介绍,请交通银行的行长张家璈先生费25元买了我一张小油画《静物花瓶》。后来又为我介绍了于斌大主教,以100元高价买了我一幅油画《大悲爱》。至于方干民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之一,为学严谨,为全校师生所共誉。尤其大家都知道方先生的来校授课,还是吴先生亲自推荐的。凡此种种,无人会相信方先生会出此下策。于是我把这两涩菜一口吞了下去,除了羽师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不过我心里老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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