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阳公样是用对称形式构成的,纹样也是唐代至今中经常采用并有特色的图案形式,对称形式在今天已成为图案制作中被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在 1000 多年前应用在艺术设计领域应该说是一种创举。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窦师纶,官益州大行台,兼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他结合丝织的工艺特点所设计的瑞锦宫陵花纹多采用对称的格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后人称之为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之一。即用对称形式结构的纹样,也是唐代织锦中经常采用并有特色的图案形式。主要花式有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在传统大蜀锦织造艺术基础上,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穿插组合祥禽瑞兽、宝相花鸟,图案繁盛隆重,庄严华丽,上身为凸显主人浓厚的经济实力与礼仪修养。

陵阳公样的特殊风格,如唐代对马纹锦、对狮、对羊、对鹿、对凤等纹样,都突破了六朝来传统的装饰风格,又吸收了外来营养,富有独创性,大都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珠纹,团窠中央饰以各种动植物纹样,显得新颖、秀丽。

唐代的兼收并蓄促成了“陵阳公样”的形成

唐朝继承隋朝制度发展而来,所以在行政体制、思想观念、生活民俗等方面都与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隋唐两代的社会风气均与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息息相关。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均是少数民族拓跋鲜卑的孤独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是鲜卑族,皇后长孙氏亦为鲜卑族;唐高祖李治身上也流有鲜卑族血统。唐皇室基本上可以说是胡汉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所以当时人的生活习俗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在穿衣打扮方面,唐代胡化之风盛行,流行的舞蹈有胡旋舞、拓枝舞;游戏有马球;杂技有舞马,皆具有异国风采,在装饰纹样上,都可以看到具体的形象写照。

“陵阳公样”即为唐王朝胡汉民族融合所重构下的产物。谈到“陵阳公样”,首当其冲就应该要谈及其创制者窦师伦,窦氏先祖原是鲜卑纥豆陵氏。后来纥豆陵氏随北魏迁代,在孝文帝时期改为汉姓窦氏,并得到“累世仕魏,皆至大官”荣耀。窦氏自武德年间起,一直贵为外戚。窦氏家族在文物营造方面有很大的建树,其家族在三朝曾多次参与国家重大文物建设,有此成就的除了窦氏家族外,历史上也就只清代的“样式雷”家族了。

在这样强大的家族势力下,窦师纶很早就在秦王府获得“陵阳公”的高爵。唐王朝在武德三年(620年)夏四月置益州行台尚书省,由窦师纶的堂叔窦轨为“行台左仆射,许以便宜行事”,实际成了当地最高的军政长官。窦师纶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达益州,加之本人的技术特长,被皇帝任命为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担任重新厘定新王朝服物制度等方面的工作。这就为“陵阳公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依据史料推测武德四年八月敕制的官服之上“异文”的部分纹绫图案极有可能是“陵阳公样”。那么由此可以推断武德官袍“大、小科”的中心主题纹样大体也为动物纹样,左右对称的动物造型纹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所说的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另一方面,将原有织锦上的某些外来纹样题材借用到纹绫上,极有可能就是将外来的波斯萨珊式纹样运用到唐朝自己设计的宫绫上,这些可能都与“陵阳公样”的创制有直接关联。

三 外来文化对“陵阳公样”创制的影响

在唐代丝绸之路畅通,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致使隋唐时期的丝绸图案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原有的传统风格,另一方面又从中亚、西亚的装饰艺术中吸收了大量的营养,如波斯萨珊王朝的联珠纹以及粟特锦中的部分图案等。这一时期的图案远远比前期丰富。“陵阳公样”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唐代中亚地区的丝织品已经大量输入中国,为了全面介绍”陵阳公样”的演变过程,不得不谈及这些国外生产的丝织品。

(一)初唐波斯织锦中的联珠团窠动物纹锦

根据研究可得知,具有中亚、西亚织锦特征的纹样主要是联珠纹,其中埃及、中亚地区及中国西北地区受波斯萨珊文化影响较大,在这些地区均发现了以含绶鸟、猪头、人头等为主题的联珠纹锦,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中也出土了大量联珠团窠动物纹锦。根据记载基本可以推断出其属于唐代初期的具有波斯织锦技术特征的“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

这些联珠团窠图案中的主要部分是联珠团窠环,它由一颗颗小的圆珠组成圆环,通常一环中珠数以20颗上下居多。这种联珠环的含义在波斯萨珊王朝寓意为一种星象学层面的神圣之光。波斯萨珊王朝忠于阿黑门尼德时代形成的伊朗本土文化,其中占星学备受推崇。这些寓意为神圣之光的联珠团窠纹样在唐代初期出土的丝织品中占有主要地位(图1)。这些联珠团窠的内置主题一般都是动物纹样,它们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造型古拙,雄健威猛。从吐鲁番出土情况来看,猪头、大鸟和狩猎骑士等为其典型代表,并具有特殊意义。

(二)粟特锦

时至中唐时期出土的丝织品中,特别是在青海都兰出土的唐代丝织品中,有一组具有明显中亚、西亚特色的织锦。从组织来看,是典型的中亚、西亚纬锦。从色彩上看,则呈现出两种特色:一是以青、绿、黄为主的冷色系列;另一是以红、黄、藏青为主的暖色系列。其中图案分两种:一种是采用变形的联珠纹或花卉等作团窠环,内置动物纹结构作主题,窠外则是较为稚拙的十样花,织物图案仅沿纬线方向循环,而沿经线方向自由变化,门幅较宽;另一类则没有团窠,但其他的技术特征基本相同(图2)。

这批织物基本上都出自都兰吐蕃墓,此外,还能在敦煌吐蕃时期壁画和藏经洞出土文书中看到实物和记载,其年代应在中唐或晚唐时期,晚于吐鲁番出土的联珠团窠动物纹的织锦。

从图案主题看,这些织物上出现含绶鸟、鹿、马和鹰几种纹样的尤其多。含绶鸟时以红、黄、青、绿、白五色出现,对照敦煌文书中记载可知,这就是当时所称的五色鸟;也有以黄、蓝、绿色调为主出现的含绶鸟,一个团窠内既有单个的也有成对的含绶鸟,大多数情况下它出现在团窠环之中,但有时也只是单独的排列。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收藏的一件绫地刺绣五彩鸟没有团窠环,从其织地和绣技来看,也有可能是中国境内所生产的带有中亚风格的图案。